实践是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费尔巴哈纲论》中思考。

在讨论这一问题之前，有必要说明我为何写作这篇小文。每次在有关内容中总是看到有人关注“实践”与“社会实践”这一命题，今天我权当抛砖引玉，从《费尔巴哈纲论》（以下简称《纲论》）中寻找，看看马克思是如何思考这个问题的。

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

【资料图】

这是《纲论》中开宗明义的部分，这当然是马克思对于过去“旧唯物主义”的决裂，而从直观的文本中我们可以看出，“新唯物主义”的“新”在于“人的感性活动，实践这些字眼。不过仅以此就确认马克思的“新”实在有些太过草率了，实际上，这种主体性实践的的帽子也已经被赫斯的“实践人道主义”所戴上，那么在这点上就指认“新”实在是太过草率了。

实际上，赫斯这种“只要把费尔巴哈和实践联系起来，把他的学说运用到社会生活中去，就可以对现存社会进行全面批判了。”的想法，恰恰使他“带有非常模糊的和神秘主义的性质。”[1]

归根结底，人是什么人，实践是什么实践，只有回答了这个问题，马克思在“新”的部分才能同实践人道主义有明显的差异。因为既然是“革命的”、“实践批判的”。”那么就必须得避开赫斯这种“抽象的、非历史主义”的想法。

这种“革命性”就本身暗含着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内涵，正如马克思在多年经济学研究中确认的,否定资产阶级社会现实，重要的不是一种理论（范畴）代替另一种理论（范畴），而是只有通过社会的物质活动才有可能。[2]并在接下来的内容中，为我们历史的阐述人与实践做好了铺垫。

有一种唯物主义学说，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认为改变了的人是另一种环境和改变了的教育的产物，——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因此，这种学说必然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高出于社会之上（例如在罗伯特·欧文那里就是如此）。

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

首先明确一点，人改变环境这一过程是历史的，农业生产时期即使再如何“人定胜天”，其也不可能剧烈的，总体的改变环境。人能够真正的从总体上改变环境，还是在大工业时代以后的社会实践中出现的，这种改变和人自身的改变，才能够理解为革命的实践。社会实践也因此不被抽象的代指人与对象的普遍关系，而是被确认为在大工业时期人对于自然世界改造的主导地位。也因此，社会实践被指定为了历史的具体的而非抽象的普遍的。

由此，马克思就能理直气壮的说出：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诉诸感性的直观；但是他把感性不是看作实践的、人类感性的活动。因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所以，费尔巴哈没有看到，“宗教感情”本身是社会的产物，而他所分析的抽象的个人，实际上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

在这里，马克思继续沿着之前关于环境，实践的脚步，继续对人的概念进行着建构。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句话，实际上是对一切先验的，非历史的，非现实的，非具体的主体进行批判。在这里，过去哲学所坚持的逻辑本体论被宣布非法了。这也是马克思之后所有的概念的转变，无论它是披着什么外皮出现（劳动，生产，实践），我们都要认定这些概念的历史性，具体性。因为这种抛开历史的抽象主体在本质上都是非科学的。

直观的唯物主义，即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至多也只能做到对“市民社会”的单个人的直观。

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

由此，马克思真正的完成了对费尔巴哈的批判，即使后来费尔巴哈声称拥护共产主义，但也并不能改变他话语背后隐形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因为他们的立脚点只能是资产阶级的市民社会，自觉或不自觉的对市民社会的价值观作出剖析，这种问题使得他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同时，马克思则意识到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只能是资产阶级社会经济现实的反应，只是给这一社会制度提供相应的理论表现，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只能是现实的市民社会。[3]所以，当时的经济学哲学所探讨的也无一例外是市民社会里经济关系中的具体的人，而个人是由特定的现实经济关系所构成的，也正因如此，不同经济关系必然导致不同社会关系，不同社会关系形成不同个人。

那么，人们才第一次从对现实的社会历史生活的真实了解出发，任何社会现象和人类生活都历史地“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4]所以，个人只能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现实的个人，人的本质只能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实践只能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性的实践，观念只能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现实生活的历史性的社会观念。

现在，我们可以回到最初的问题，“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还是“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于马克思来说，这二者都是对的，因为任何社会现象和人类生活都历史地“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bestimmten Gesellschaftsform）”而“实践（Praxis）”自然也不例外。倘若一个自吹自擂的马克思主义者想要将这两个概念区别开来，无疑是落入1845年之前马克思抽象的理解实践的陷阱了。总之，之后所有有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文本，在我们理解诸如劳动实践生产环境人等字眼时，我们都默认要历史的去看待，否则《费尔巴哈纲论》这部称得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章就白写了。

当然还有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那就是实践是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虽然在《纲论》中马克思涉及到了类似的讨论：

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

这里马克思无疑是肯定了作为真理标准的时间尺度，但是这背后却暗含了马克思对于自己哲学体系的成立，当然这条暗线也远不是此刻才埋下，由于篇幅限制，所以等到我想起来了再做讨论。

总之，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已然被确证，而实践是如何造就此岸性且通向彼岸且如何是唯一的桥梁则是另一个话题了。

后记：

文章的直接思想来源来自张一兵教授的《回到马克思》，这也是我第一次接触对于马克思文本解读的内容，回想起第一次阅读《费尔巴哈纲论》时的无力和犹豫，阅读这本书给了我很多的享受。但是令我感到意外的是，在这里相关的讨论却依旧充斥着陈词滥调（非贬义，字面意思）,《回到马克思》首版出自1999年，至今已有二十多年，但是在这里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解读却依旧陈旧，许多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陈词依旧流行，但即使是这样的环境，大家对于我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却依旧是“苏东体系”“修正主义”，而不愿意亲自去看看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实在是令人惋惜。总之，《回到马克思》是一本可读性十分强但专业性也十分强的图书，如果各位在阅读了马克思相应的文本后，不妨看看此书的对应章节。

最后以第一版中张一兵教授的序言为结束吧：

一言以蔽之，本书试图在文本学的基础上，通过对马克思经济学研究语境中隐性哲学话语转换的描述，实现一个9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应该提出的口号——“回到马克思”。我意识到，这也初步抵达了大师黑格尔曾说过的一句意味深长的箴言：结果若无通向它的道路是没有生命力的。我希望这种尝试是摆脱苏联、东欧解读马克思的模式的那种无根性的真正开端。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60年版。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 1979年版。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 1979年版。

[4]【德】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 198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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